一方面，货币可以被个体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去追求，它“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无聊、虚无、厌腻感随之产生。当货币以中性、冷漠（无差别）的性格剥夺了所有事物的独特价值、个性与品格后，在永不停息的货币之流中，个体就再也感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差别，一切都变得陈旧、平庸、千篇一律，而“腻烦态度的本质在于分辨力的钝化。这倒并非意味着知觉不到对象，而是指知觉不到对象的意义与不同价值，对象本身被毫无实质性地经验，这与白痴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

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发展伴随着高度的劳动分工，人们被安排在极为专业化的岗位上，对专业之外的事物所知甚少，因此，都市人比自给自足的城镇人更需要彼此的帮助才能满足对生活的需求。这种彼此的需要使都市人不得不与他人频繁地打交道，然而，交往过程完全无须涉及彼此的性情、喜好，而只需“算计”好对方所能提供的商品价值。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提高效率”是每一个都市人对自己的时刻提醒，他们习惯了“随时准备战斗”的紧张状态。如果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就势必会因向其面对的每一个人投入真实的情绪而把自已折腾得疲惫不堪，都市人往往为求“自我保全”而不得不以消极的心态去面对需要与之发生关系的人（不论这种需要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其他的），齐美尔称此“矜持”，以这种自我克制面对生活的结果，就是都市人甚至不认识已隔邻而居多年的人。与这种表面矜持相对应的往往是内在轻微的憎恨、相互的陌生和厌恶。